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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碰撞阶层固化与代际梦想

2019-06-08 21:58:42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小儿风寒咳嗽吃什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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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下午举行的2013腾讯夏季思享沙龙,邀请了青年学者、《蚁族》作者廉思,《中国在梁庄》作者、作家梁鸿,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濂,企业家、独立学者荣剑做客,年代碰撞“阶层固化与代际梦想”。该场对话由CCTV调查前制片人张洁主持。在年代碰撞中,出生于80后的廉思认为现在青年人由于住房以及种种方面的限制,上升通道受到一些阻滞。作家梁鸿讲述了乡村儿童与父母分离现状,教育困境重重,知识不再改变命运,乡村孩子很难往上走。青年学者周濂则剖析“伟大的盖茨比曲线”,认为在今天“屌丝的逆袭”是一个黄梁梦,不是中国梦。企业家,独立学者荣剑相对乐观,认为IT行业是新生代唱主角的一个舞台,中国社会公平竞争的机制最终还是能被创造出来。主持人张洁则认为如何限制权力,如何分权于民,保护农民权利,不仅保证经济公正,也使得阶层固化越来越缓解。

现场辩论实录如下,欢迎各位友点击评论加入讨论。

张洁:子云之所以把主持话筒交给我,可能是考虑我是看过主持人怎么走过来的。我尝试着做好,做得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这个话题延续着前半场的话题,请来的嘉宾分属于不同的年代,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下面有请四位嘉宾入座:首先有请企业家、独立学者荣剑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现代政治正当性基础》的作者周濂。作家《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80后青年学者,《蚁族》作者廉思,请各位入座。从50年代到80年代,还缺一个60年代,但我是60年代出生的,所以我补缺。

“阶层固化与代际梦想”是我们这一环节的主题,我们知道如果社会不公正,就可能面临着我们这个主题要讨论的问题。在今天几位嘉宾开始阐述之前,先给大家念一封信,这封信是2010年3月22日下午北京邮电大学博士研究生跳楼自杀前留给母亲的一封信,遗书中这样说:“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所有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者、集团踩在脚下,所有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现在的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现在要凭政治的才华去出人头地太难了。我也曾试图找过工作,但没有人用我。”刚才看VCR时,一个红色身影从现代化的大楼上一跃而下,这跟刚刚念的故事有非常强烈的相似处。如果说由于阶层固化现象的存在导致的自杀为数不多的话,可以转为更广泛的话题,关于那些生活在每一个城市周边的大学毕业生们,下面把话题交给80后“蚁族”一词的发明者廉思先生。

廉思:蚁族青年上升通道受到阻滞

廉思:这个概念在我们做“蚁族”群体的研究中会看到,也会有这样的期待,今年也进行了最新的蚁族调查,6年一直做研究,做了4次调查,在他们身上能看到他们对未来梦想的追求。有一个问题问他们:年会成功了吗?结果8成人认为会成功;问他自己将来会成为中国的准精英或者精英吗?超过7成人认为会成为精英。我们会很奇怪,课题组成员经常问,廉老师,都过成这样了,跟成功、精英离得好像有点远,但我说这是高等教育曾经承诺给他的,要兑现。所以对于青年人来说必须给一个碰得到的未来,但我们能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今天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是:由于住房以及种种方面的限制,其上升通道受到一些阻滞。今天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在蚁族的群体中,凡是家庭条件好的一般能上985、211大学,这有非常强的相关性。在研究生蚁族中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比较多,家庭条件越差的在大专和普通高校中占的比例越大,高等教育负责筛选精英人的机制,这中间有很大问题。

我们也注意到这几年中国更多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省里的好学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高考发生了变化,原来考知识,知识是任何人都可以努力做到的;现在变成考能力,考能力农村孩子就不占优势,而且高考的出题方向以城市文化为背景。这一系列的变化,对于农村孩子要形成另外一套话语体系非常困难。而且现在大学出了自主招生考试,大家可以看到其中的变化,论述经济发展,有一个环节是小组讨论,需要几个孩子在一起,结果城里孩子和农村孩子分在一起,农村孩子回答得不太好,城里的孩子出来责怪他:这怎么都不知道?城里孩子很清楚这个问题,因为高中时就有这种思考或者上课时就参与过讨论。还有请你说出中国外任意四个国家的国庆日和来历,我们发现在高中出过国的孩子明显要回答得好。

大家希望从我们的教育、就业获得阶层的跃升,但高等教育在这方面出现了问题,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之间发生了复杂的转化,一个人家庭条件非常好就有非常好的社会资源,就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文化资源,可以上好的学校,好的小学、中学、大学。马克思说“高等教育是创造一种成人仪式,让那些注定要显赫的人从人群中识别出来”,而背后等级制度和差异确已呈现出来。我先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张洁:阶层固化粉碎了两个词:一个是古词:“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一个词是现代的:“知识改变命运。前几年电视台做了一个成功人士的宣传片,“知识改变命运”,包括张艺谋这样的人也在其中。阶层固化在今天是一个越演越烈的重大问题。我看了两个数据:北大和清华。北大里的农村考生从过去的3成到现在只占1成,清华大学不容乐观,占百分之十几。包括中国农业大学招收农村所需要的人才,农村学生考取的比例也在下降。说到农村,有请《梁庄在中国》的梁鸿女士阐述一下她对“阶层固化”话题的看法。

梁鸿:知识不再改变命运,乡村孩子很难往上走,阶层固化已成必然

梁鸿:我从2008年开始回到自己的家乡梁庄做了一系列的调查,2011年我到青岛,我的堂叔在电镀厂打工,这个厂区2000对夫妇在那里打工,但只有一对夫妇的孩子在那里上幼儿园,这个孩子是我堂叔的孩子,我堂叔的大儿子淹死,就向老板求情“我的孩子要接来,因为我不能再失去一个孩子了。”老板答应他。其他老乡如法炮制,老板说不管你,没有义务管你,因为工厂的工人依靠加班挣钱,小孩五点放学,其中几个小时小孩没地方去?必须到门卫室里呆着。老板当然义不容辞地拒绝。那我们想想那1999个孩子在哪里?

这两年我又回到县城里做了乡村教育调查,在乡村,因“撤点并校”,村庄小学都并到镇上,成为镇上的超大中学,一个中学有一万人,这一万个孩子每个人都像被关在集中营里一样集中教育。这些孩子们被迫离开父母,父母要去城市打工,养活他们;孩子们离开村庄,集中在超大的中学里,可中学里各种设施,比如老师、学校、环境以及整个教育的方法都有很大问题:比如在县城中心小学里,一个班里有113人,4个人一张桌子,怎么坐?老师改作业轮流改。在这种情况下再谈阶层固化问题。对于乡村孩子来说,爱、完整的人格培养、教育都是缺失的,更不要说对孩子进行个性化教育。我们村庄小学十几年前就被拆掉了,孩子必须到镇上,于是加大成本,租房子、接送。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一般上到初中毕业,家长变成托管的心理:别惹事。中学毕业后到那里去了?一部分上职专、职高,另一部分到城里打工。15、16岁的年轻少年,他们往往成了街头的小混混,这其中非常复杂,孩子、农民到城里打工并不会变成城市人,那是城乡混杂的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阶层固化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没有上升的渠道,社会把上升渠道变得非常窄。我们这一代人可以高考,某种意义上拥有成为所谓精英的可能性。今天乡村孩子在一个层面之下,成为工人、成为文员,但很难成为往上走的一个人,非常难。刚才王石老师讲做慈善,慈善可以看见,是大家认同的,但工厂内部伦理是什么样子的,比如对待工人,怎么样涵盖工人做一个人的完整存在,需要家庭,需要谈恋爱,需要空闲时间散散步、晒晒太阳,这都需要我们考虑,这些也是考虑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一种真正的发展,而不是一定要去做慈善,慈善可以被宣扬,对工人好是没有人宣扬你的,怎么好,应该包含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张洁:今天台上的5人,从50年代到80年代,应该说都是阶层没有固化的受益者。梁鸿来自农村,周濂来自县城,他代表县城一拨谈谈对阶层固化的看法,有请!

周濂:屌丝的逆袭是一个黄粱梦,不是中国梦

周濂:谢谢!其实我去县城之前在国防工厂长大,国防工厂对外宣传卖化肥,对内宣称造炸药。在那个小地方长大,视野非常狭窄,而且自我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也非常小。记得小时候我妈带我去小卖部,问我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说想成为一个小提琴家。显然,小卖部是没有小提琴的,我连口琴都得不到,所以后来成为哲学工作者。

张洁老师和廉思老师说到从小地方上来的人,因为考分高但能力低,所以跟大城市人竞争时处于相对劣势中。我虽然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大,但到北大的第一天,来自上海大都市的学生给了我巨大的打击。1989年,被拉到石家庄军训一年,从石家庄下火车,校车把我们拉上中巴,听见上海男生跟女生聊天,说同在一片蓝天下等特别诗意、浪漫的话。我缩在一个角落里,上海男生注意到我,并问我:学什么专业?我说是学哲学的。为什么学哲学?因为在高中时非常偶然的看到两本书,弗洛伊德、马尔库塞,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别人一无所知。他说你知道冯友兰吗?我说不知道。然后他掉头不理我了,当时我心想冯友兰是一个女生吗?我个人的经历特别生动地展现出从小县城、小地方上来的人,虽然秉承着“有志者事竟成”的念想,也可能处在上升通道还没有封闭的有利时空,我们上去了,但我们依然感受到各种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70年代出生时我还可以想象可以到北京上学,但我相信现在大多数农村的孩子所想的只能在深圳打工,所以阶层固化粉碎的是梦想,粉碎的是希望。社会阶层固化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之间发生了悖离。中国基尼系数2013年1月份终于公布了,此前有8、9年没有公布这个数字,据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一听到“国情”就会想到小时候看的《济公》,济公经常说的一句话“嘛咪嘛咪哄”,一念“嘛咪嘛咪哄”就灵验了。中国遇到任何问题,一说国情就“嘛咪嘛咪哄”了。2012年的基尼系数是0.474%(官方公布的数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社会分配不公已经到达了非常危险的临界点。我们也知道经济学中有一个伟大的“盖茨比曲线”。《了不起的盖茨比》讲的是一个屌丝逆袭的故事,伟大的盖茨比曲线,横轴是以各国基尼系数表示的社会不公平程度,其中基尼系数越大,表示社会越不公平;纵轴为“代际收入弹性”,即父辈的收入水平对下一代收入水平的影响,该数值越大,表示收入的代际流动性越低,子女处于父辈的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就越高。代际收入弹性的意思是父亲或者母亲的收入对于子女所得形成正比的关系。老爸老妈越有钱,显然孩子得到的遗产更高。中国处什么位置?右边最上方位置。这意味着现在是一个完全拼爹的时代,这么一个伟大的盖茨比曲线,告诉我们在今天屌丝的逆袭是一个黄梁梦,不是中国梦。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张洁:现在的大学生仍然对体制内的铁饭碗这么向往,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张洁:周濂的叙述把我带到了我成长的回忆中。我来自于云南建设兵团,干农民的活有工资,特别不容易,考到北京,毕业后回到当地,后来又回到北京。我大学毕业后,1984年国务院宣布了两个特区,一个是厦门经济特区,一个是海南特区,可以“三不要”(不要户口、不要档案、不要组织关系)的招聘应届毕业大学生,于是我给领导交了一份辞职报告,说要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于是毅然决然地跑到海南。悲剧的是我去晚了,由于海南倒卖汽车正在被中纪委查,另外据说这项政策的实施从84年10月到第二年的3月,跑过去的很多都是老、少、边、穷的学生,毕业分配有一条,哪来回哪去,我对这条特别不愤,但没有办法,领导们都说“你的家乡你该回去建设”,于是我回去了。这项政策已经被上面制止了。我又老老实实地回到地方一步一步做起。85年5月我被分在纪检系统,我的行为大逆不道,差点被开除。正好纪委书记的儿子跟我同年,其儿子跑到新疆去,所以对我没有处理。那时对于砸铁饭碗有胆识,但没想到过了二十多年、三十多年,现在的大学生仍然对体制内的铁饭碗这么向往,这是我没有料到的。1985年我跑到海南,1993年《东方时空》全国招聘,全国几百号北漂电视盲流来到北京,我是其中之一。三年以后到《调查》(做了15年),后来有了考官的机会,考上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副主任。当初我们抛弃了铁饭碗,到今天为何又回去了?今天的大学生为何如此在乎公务员行业里的队伍?

前两年有两张照片非常著名,一张是推翻独裁者卡扎菲,20万市民在绿色广场庆典他们获得自由,迎来了民主。另外一张是在武汉,20万人考公务员。这两张照片看得我感慨万千,一种是对权力结束,一种是向往新权力的开始。前年我看过北大教育学院的一个报告,他们跟踪了北大教育学院的一个班子,连续跟踪了三年,就是找工作的情况,结果90%以上的男同学找到工作是靠父亲的关系,我看到这个数据时比较悲凉,因为我觉得这跟社会进步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这背后的原因如何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进行阐释。下面把我的困惑转交给我的老兄荣剑先生。

荣剑:这30年完全颠覆了几千年来的人才选拔机制

荣剑:谢谢大家,我是50后中的一员,50后在现在的社会阶层中代表精英、成功的一代。前两天我发表了一篇文章:《50后的自我批判》,是对我们这一代人反思。但必须承认一个现实,这代人的成功我相信大部分来源于个人奋斗。我1983年考到人大读研究生,那一年26岁,进入北京的第一天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和想象,遇到了1989年的风波,一下被摔到了体制外,但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时刻,我们对未来仍然抱有充分的信心,觉得前途是光明的。一位先生到深圳,王石先生邀请他讲课,开着一个破汽车,企业规模非常小。但通过30年的发展、国家财富的发展带来了这一代人成功,这是无法想象的。同时无法想象的另一个问题周濂也讲到了,社会阶层的固化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状态,有时我想我们是比较幸运的一代,我的女儿是比较幸运的一代,如果来一个农村家庭的孩子到北京,在这么高房价的情况下,机会基本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按照我们在30年以前以个人独立取得成就?现在是无法想象的事。在这30年里完全颠覆了几千年里传承下来的人才选拔机制,我们都说帝制时代社会不公平,但是当时科举制解决的就是通过公平竞争从底层走到上层的机会,根据自己的才能,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社会的精英分子。

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要看到80后有许多成功人士,他们有他们的方式,我也做了一些了解,比如IT行业,这是50后很难涉足的,这个行业是新生代唱主角的一个舞台。因此,社会发展肯定要打破旧有固化结构,产生新的结构替代它,那替代的传统机制在什么地方?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主持人讲了他的困惑也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打破人才成长的壁垒为年轻人创造公平的条件,这是已经过去一代人需要做的最后事。50后有效工作时间大概只有年的时间,中国未来创造新机会、新发展的主要力量是80后、90后甚至新一代,我相信通过这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社会公平竞争的机制最终还是能被创造出来的,谢谢大家!

张洁:好,各个年代的人对阶层固化结合自己的经历进行了最后的描述。下面进入最后一个话题,从廉思开始,谈谈你理解的阶层固化的原因及对策,尽量精炼。

廉思:高等教育欠缺,没有住房没地做梦,中国梦如何实现?

廉思:前面我说了,高等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国人对公平的期待远远大于对其它价值观的期待,几位老师也谈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创造了一个上升通道。这种机制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使得社会上相对弱势的群体能够通过这样的渠道上去,实现自己的阶层跃升。而现在高等教育制度不仅是一个教育制度,还是个社会分层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制度,包含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对农村孩子意味着城市身份的获得;对底层群体而言,干部身份的拥有意味着可以在大城市定居,所以高等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是住房问题,今年做的最新调查能看到住房已经取代了收入和职业,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贫困的重要标志。原来说贫困,就是老人、小孩或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但我们一个人再努力工作也贫困,我们看到一个月挣一万块的蚁族,一个月只花一千块钱,一个月省8000多,在北京多少时间可以买到一个厕所?大学毕业生在北京能买得起房,月供可以自己供,但首付必须父母供给,而蚁族大部分是穷二代,父母大多数是农业从业者,没有经济实力。所以提出一个新概念再次贫困,住房上处于贫困,影响了生活各方面,不敢结婚,不敢交女朋友,不敢生孩子等。原来划分阶层,收入、职业和声望的要素,我认为要加入“住房”的要素考虑。有一个年轻人是北京人,没有房子,找不到朋友。其母亲说,我现在对你最大的贡献是去死,死了的话腾出一套房子可以娶媳妇了。当时我们在女蚁族的床头拍了一个照片——《第一个五年购房计划》,建筑面积53平米,使用面积45平米,单价多少钱,总价多少钱,首付多少钱,每个月需8000千,下面是努力再努力,一定行一定行!下面是她和她朋友的签字。这看着让人很辛酸。

所以我们认为一个是在高等教育欠缺的机制上,还有一个是在住房问题上,没有住房没地做梦,中国梦如何实现?谢谢大家!

张洁:高房价加重了阶层固化,梁鸿认为我们该怎么做?

梁鸿:城市化没有充分发展之前,乡村到底该怎么样

梁鸿:最近四五年做的调查特别大的感触是整个社会对农民阶层有很大的歧视,包括自身在内。说农民工问题、留守儿童、留守少年问题其实都问题化了,社会不公平,和我们一样鲜活的人的需求不重视,看成是病症,好像是对他们很好,其实完全歧视。比如,怎么看待农民工,为什么就任凭两亿多农民工的孩子在家里上学,父母在城里打工,一年见一次或者两次,这是多么大的不人道?每个人在社会都在塑造这样的风景、习以为常,夸夸其谈,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夸夸其谈。

孩子缺失父母非常重要,因为人格的缺失,不可能都变坏,但对人情的体会和对人的体察是难以觉察的,在他以后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想解决代际固化的问题,一定要把农民作为我们社会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最需要关注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城市化发展工人越来越多,工人里大部分是农民工,这些农民工的孩子都在家里,说北京每年关闭了多少农民工子弟学校,有很多原因,最大原因是“没有权利享受这个资源”,这是我们的潜台词。

同时,在我们城市化没有充分发展之前,乡村到底该怎么样也是一个大问题,很多孩子还在乡村,不管怎么样,城镇化是我们必须的道路,可现在的现实是很多孩子还在乡村,如果不解决教育问题,他不能够共享文明,这个孩子就被甩在外面,无法代际,并且越来越固化,孩子越来越认命,梦想就是去城里打工,打工之后干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从1岁长到20岁之前没有得到完整的被教育的过程,被成长的过程,都是非常难的。今天说的很多具体问题要回到最基本层面,怎么样对待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群人,包括怎么样看建筑工地的人,那么多房地产商有没有想到这个工人有一个干净的洗手间,洗完澡穿上干净的衣服坐公交车,如此就没有人歧视他们了。但这样的基本资源没有给予,所以变成了农民工。

为什么我们对农民工有那么大的标识之感?因为他脸上的表情那样沉默、那样认命,是一堵围墙,围着我们也围着农民工。今天存在的巨大差异大家在塑造,王石他们在塑造,我们也在塑造,包括我自己去做调研时,乡村的妇女根本不愿意跟我说,她们恨的不是我,而是恨我后面的象征,因为通过我看到命运那样不公正,未来梦想那样不可能实现,这是自身问题,社会的重建问题,非常虚也非常实在。

周濂:敏于志向,钝于禀赋,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公民

周濂:梁鸿说的我很有感触,以前我读到一个段子,可能不是真实的,但跟社会现实有非常强的映照关系:北京建筑师在工地上遇到湖南的打工仔,两个人一聊天发现同年参加高考,而且湖南打工仔考分比建筑师考的分更高,但因为一个生活在湖南,另一个生在北京,20年后命运迥异。这个很好诠释了今天中国社会不公的根本原因,户籍制度、教育不公、资源分配不公导致很多农村孩子们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潜力,按照他们个人的选择实现他们的他们梦想。前面荣剑老师提到50年代生人有可能按照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目标,这是非常关键的概念:敏于志向,钝于禀赋。我们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其目标在我看来应该要实现“敏于志向,钝于禀赋”的目标。为什么要钝于禀赋?因为我们的出身、家庭背景,种种社会关系,在道德上不应该成为实现个人梦想的障碍和阻力。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认同刚刚去世的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的说法,当代政治要实现的根本目的是必须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公民。今天这个时代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差,所以今天才会发现我们已经被撕裂成各种各样的社会、不同的城邦,虽然共处一片蓝天下,但其实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荣剑:尽管社会存在大量拼爹现象,但每个人仍然有他自己的选择

荣剑:这种阶层的固化肯定是一种制度现象,是制度所造成的。要解决问题,制度改革是一个最大的突破口。如果没有对权贵所主导的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我认为阶层固化会继续延续下去,毫无疑问。当少数人垄断所有资源和机会时,若不改变这种垄断状态,年轻人是没有希望,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能够做什么?如果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当然并不是说50后这一代已经完成了使命,但这一代人做了应该做的事,新一代人80后要做什么事?还是强调个人选择和个人奋斗的问题,这是一个前提。尽管社会存在大量的拼爹现象,但每个人仍然有他自己的选择。

第三,新的价值观形成问题。这种新价值观的形成是因为这些年发展导致价值体系巨大毁坏。刚才80后的作家讲,把房子作为主要的目标,这的确是一个现实,如果没有一套房子可能谈女朋友都谈不到,这个现象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可能只是中国有。我不相信英国、美国的一个年轻人在30岁时要考虑买一套房子,他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制度问题,同时也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毁坏了,重新恢复过来,的确需要很多制度性改革和建设工作,但每个人要意识到这种改变和每个人的努力联系在一起。所以我期待现在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边缘人群,通过你们自己的努力,所有努力会形成巨大的合力共同推动社会进步,改变阶层固化的状态,使每个人的发展成为社会群体发展的一个前提。谢谢!

张洁:通过四位嘉宾发言,“公平公正”的确成为我们消除或者缓解阶层固化的原因,1997年我拍过一个片子《公交能否优先》,“公交优先为什么那么难?”专家说公交优先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路权),意味着官员让百姓,富人让穷人,强者让弱者。30多年前中国万众一心搞改革、求发展,30年后既得利益集团出现了,富人也出现了,政府的权力、国库也越来越充裕了,但如何让全国人民特别是今天的8亿农民、2亿打工仔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推进,如何限制权力,如何分权于民保护农民权利,我想这不仅保证经济公正,同时也是缓解阶层固化的一个重要方法。感谢各位专家,感谢各位听众,这个单元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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